这是一次在知名企业家小范围私享的、最权威最实用的毛泽东战略解读！小雅认为价值非常非常大。
如果你是投资家，应该读过毛泽东战略，因为投资人是拿钱在做风险管理，军事家是拿命在刀尖上行走，这位最成功的革命者，做的是一份最有价值的“投资手册”。如果你是企业家或创业者，更应该了解中国最成功“创业者”的经验教训，相信其中的大量细节，创业者一定能感同身受和强烈共鸣。如果你是普通投资者和企业员工，看看投资家和企业家思考模式，会有更好的投资收获，或更好地适应自己的角色扮演。讲者是中国最权威的毛泽东生平研究者（他能看到的资料，可能全世界没几个人能看到），由于本文刊发是小雅希望交流经营管理思想的内容，并非讲者的本意，文章仅做匿名刊发。这份分享来自去年9月BU俱乐部开办的严选课堂，BU俱乐部作为青年企业家汇聚平台，聚集全国近百位二代企业家或青年创业家，成员企业包含汤臣集团、杉杉控股等。目前包括 30+A股、H股上市公司以及数十个知名企业集团实际控制人，企业资产总额数千亿元 。本文意在学习经营管理战略，完全不涉及意识形态的讨论，也不欢迎管理和投资之外的讨论，敬请悉知。以下是他的分享纪要，其中包含对目前国家战略的全文框架分析。非常干货，非常精彩，对人生、对企业经营、对投资都是一份实用指南！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国家和军队的领袖，按今天的话来说，本质上就是个管理大师。像毛泽东那样，从腥风血雨里走出来的管理大师，他身上的气质和经验，可能更接地气。既然要讲毛泽东的战略思维，首先要从理论上搞清楚，什么是战略思维？从理论上来讲，战略思维无非就是三种思维：一是全局思维，主要是空间；二是发展性思维，就是时间，我们做任何事情，都有个空间舞台，都有个纵向发展过程。 但战略思维的核心问题还是内容，就是说，一定要善于处理实践活动当中的各种矛盾关系，一定要有对抗性思维。没有对抗性思维的管理，不叫管理；没有对抗性思维的所谓战略，只能叫做工作规划，不叫战略。我们经常到一些地方讲的时候，有些老板们或者一些市长们都说，明年我要干什么事。你问他，干这些事，为了解决什么问题？他往往说，这个问题群众反应大，或者说，这个事有市场空间，就说到这个地步为止。 实际上这有没有战略，它只是一种构想，一种期待。真正的战略思维，核心问题就在对抗。什么叫对抗？你要解决矛盾，要从矛盾角度着眼去解决。我认为，管理大师做战略决策，无非就是这四个步骤：首先，是解决矛盾；矛盾背后必然是有危机的，要应对危机，利用危机；怎么应对危机？要转化矛盾。最后，是通过决策来解决问题。解决不了问题，也要为后人或为继任者指明一条解决方向和路径，这是战略思维很重要的一点。
回到毛泽东，他是我们党内可遇而不可求的一个大战略家，我们今天把它叫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。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上什么概念？就是毛周刘朱邓陈，这些都是第一代中央的集体，而且第一代中央领导人个个都是非凡的人物。叶剑英晚年说过一句话：“我们这些元帅们，哪一个是水油的灯，但是在毛泽东面前，你就差半截儿。”彭真举了个例子。他说，中央讨论问题，如果刘少奇和周恩来有什么不同的意见，有时候我是同意刘少奇的意见，有时候我同意周恩来的意见。但是如果说毛泽东有一个意见，那就是无条件的去同意他的意见。周恩来在1958年写检讨的时候，说的很清楚。他说，因为在历史上，很多重大决策和重大危机面前，验证了一个道理，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。这些时候，往往是毛泽东一个人的坚持，我们都反对，最后证明他的坚持是对的。最近中央电视台《伟大的转折》，你可以看到，在伟大转折的过程当中，他是怎么逐步形成了这么一个地位。为什么能形成这个地位？因为他确实有比他们高一头的战略管理和战略思维能力，这个能力一直到1989年，邓小平提出一个概念，叫做核心。核心很容易懂，一个党有一个核心，国家有一个核心，一个企业、一个团队必然要有核心。谁能够成为这个核心？如果没有战略管理，成不了这个核心。我们都知道，要形成一个核心，往往是在危机的时候，在有不同意见的时候，人们越需要有一个核心。 毛泽东自己也承认，核心就是个战略家，他谈到自己领导方法的时候，也说得很清楚。他说打军事仗、打政治仗，打现在的经济仗，要抓大局，搞经济工作也要先搞战略，我从来不研究兵器，战术、筑墙四大教程之类的东西，那些让他们去搞，我只研究战略。所谓的战略预见，就是你要在一件事情或者一种趋势还没有形成大的情况下，要估计到这种情况的发展，它的好处和坏处，以及发展对你的战略的影响。 毛泽东作为一个战略家，进城之前，他就预见到共产党的执政，在管理国家上可能出现的问题。所以，他在19349年的3月22号西北坡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提出了“两个务必”。 （注：务必继续保持谦虚、谨慎、不骄、不躁的作风，务必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。）我们都背得出这句话：我们的同志不曾被拿枪的敌人打倒，进城以后可能会被裹着糖衣的炮弹打倒。果然，两年以后就有刘青山、张子善。他有了预见以后，出了刘青山、张子善事件之后，有人来说情，他说你还说什么情，49年我就讲过，现在应验了，就按当时的规矩办。这就是一个战略预见，所以处理起来很从容。杀了这两个人，可以教育200个高级干部，可以管20年。 第二个，就是要善于设定战略目标，这是毛泽东的强项。1940年，中共产党干了19年的革命，还不知道我们干的革命是什么。他发表《新民主主义论》，说清楚了叫新民主主义革命；革命的对象、性质、任务、动力、目标，讲清楚了。抗战快胜利的时候，他发表《论联合政府》，说抗战胜利以后我们要干什么；新中国要开国了，他发表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，设计新中国成立的国体和政体。我们国家的国体和政体，他在1949年设定好，就是开国大典之前都设计的很好，到今天，70年都没变，哪怕是我们改革发展这么快。第三，要有战略转变。要时刻关注自己从事的事情当中，哪些矛盾发生了变化，制定的战略要改，不能抱残守缺。光看1931年到1936年期间，毛泽东在共产党的战略问题上，非常及时提出了三个转变。 1931年之前讲土地革命、反蒋，1931年九一八出现，他觉得我们的战略口号要变，变成反蒋还要抗日，拿出一个新目标、新战略，才能动员和团结更多的人。到1935年8月1号，红军还在长征途中，蒋介石围剿我们，他又改了一个口号叫做逼蒋抗日。1936年12月，西安事变发生，时机来了，他公开提出拥蒋抗日，开始是叫联蒋抗日，后来到了1937年谈判成功，叫拥蒋抗日。 这就是根据形势变化，不断推进自己战略目标的转变，这很重要。第四 ，光懂得战略转变还不行，关键还是要会搞战略步骤。第二，有可能是由于超越阶段，目标一提出来，一转变，就恨不得一口吃个胖子，这往往会吃亏。历史上，我们党的思想，左就是这么来的。第三，无从下手，找不到实实在在的抓手。毛泽东善于找抓手，善于小中见大。毛泽东特别善于战略布局，所谓的战略布局，就是把自己有限的力量往哪放、往哪投。 抗战刚开始的时候，八路军红军改编了三个师，八路军三个师加起来才3万多人，再加上新四军，也才5万多人。3万多八路军往哪摆？如果拿到正面战场跟日本打，行吗？今天好多人不理解，说共产党当时消极抗日，不是这样。这3万多人怎么摆呢？毛泽东摆得很巧，他就在山西的三个角，晋西北、晋东南、晋中三个角，把三个师往这边一撒，后来就发展成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三大抗日根据地。1942年的7月6号，刘少奇途经山东，在山东整顿军队的时候，毛泽东在延安给刘少奇发了封电报，说你们一定要把山东的党政军统一成一体。因为山东当时有各种游击队，党内政务分散，有新四军，也有八路军，统一不起来。后来毛泽东说，一定要把党政军统一成一体，“以为抗战胜利后，经营东北之基地”。1942年抗战打得最困难的时候，他就想到了抗战胜利以后，要布局东北，而且当时抗战什么时候胜利还没有谱，没有人会想到这些，毛泽东想到了。做个总结，毛泽东作为一个大战略家，因为他有着在高处总结实践的历史自觉，有把经验上升为理论的思想自觉， 把决策能力转化为执行力行动自觉。战略思维的自觉，是融化在一种思维血液里的一种习惯，毛泽东的思维也是一个习惯。举个例子，1962年，李宗仁从瑞士往国内带了12箱古董，说要捐献给新中国，他以前是国民政府代总统，流亡到海外。他在信里说，这12箱古董是自己花了12万美元在国外收集的。 周恩来收到后，让故宫去鉴定一下价值。故宫鉴定结果说，都是赝品，不值钱，最多值3000美元。李宗仁一方面说，他捐给国家，一方面说他是12万美元买的，显然可能他是缺钱了。后来周总理很大气，实际上值3000美元，那我们翻十倍，给他捎过去3万美元，就写了个报告给毛泽东。毛泽东一看就笑，跟周恩来说，你搞了一辈子统战工作，还没有看出来吗？这是人家在投石问路，不是跟我们做买卖。他不说12万美元买的吗？我们就给他12万美元。李宗仁在律师收到这12万美元以后，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看来，共产党还是识货的，紧接着下决心回国，1965年回来了。他当过国民政府的代总统，是打台儿庄战略的总指挥，这么一个人从海外回到新中国，你就是花120万美元做统战工作，效果都达不到。个人素质既有天生的，主要还是在斗争实践当中积累起来的。毛泽东从四个方面积累了他的特殊素质，养成了他的战略思维能力。从参加革命以后，毛泽东没有当过副手，这是今天的人很难再去重复的经历。建党以后，他第一个职务就是中共湘区区委书记，相当于湖南省委书记。之后，他在党内各种职务都是一把手，没当过副手。 在革命年代，始终当一把手，确实对一个人的素质历练非同一般。我也是当副手，是（中央党史研究室）副主任，那压力跟一把手的压力完全是两回事。在革命战争年代，如果你是一把手，必须要有一种全局性思维的习惯，要有一种历史责任心、使命感和掌控全局的能力。他在几次转折、大事件面前，往往是体现出这样一种个性：要么按照我的主意来办，要么我就辞职。这种性格也跟他后来在党内的起伏有关，凡是当过毛泽东上级领导的人也都挺难受，一般都很难。这是他的一个特点。第二个特点，革命年代和战争年代的领袖，一定要懂军事。毛泽东懂军事，也是一个政治家，他是政治家军人，又是一个军人政治家。美国人科恩写的《领导者的艺术》里头有句名言：如果懂得在战争中领导他人，你就能够在任何地方领导他人，因为战争里，一个角色的好坏，立竿见影，打败了就打败了，人死了就死了，一个连、一个团、一个军，完了就完了。这个时候，决策者的决策考虑，需要面对巨大的心理压力，有着高妙的在刀尖上的哲学上的体会，它跟和平年代的决策不一样。毛泽东对于自己的军人生涯和军事指挥艺术，他也是很自信的。他的军事思想特点到底是什么，研究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人，会有很多种说法。后来毛泽东自己概括为两句话：第一句是“你打你的，我打我的”，就是一开始不要在战略上跟跟对手正面接触；第二句话叫做“打得赢就打，打不赢就走”，这就是他的军事艺术。后来1955年评军衔的时候，准备仿照苏联的模式，给毛泽东一个大元帅，下面才是十个元帅。后来毛泽东的大元帅服装都做好了，请毛泽东看。毛泽东一看，说，太正规了，我穿着这种元帅服不舒服。他说，这个大元帅我都不要当了。正好陪他看的是邓小平和李先念。当时原来预定的给邓小平是元帅，给李先念预定的是大将，当是他们两个人已经转到地方了。毛泽东趁势又问，你们的元帅还要不要？他们两个人都说不要，不要，就把元帅的空给腾出来了。这也是毛泽东的智慧。无独有偶，在党内开辟又一个新时期的邓小平，也是一个军人政治家。邓小平跟毛泽东在领导方式上，特别是在用人、做决策上，在表明自己的态度上，虽然画风不一样，但是思路方式很相像。邓小平参加革命以后没当过副手，唯一一次当副手，是当了三个月的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。（有人问，他第一副总理不算吗？）他是以书记处总书记的名义来参加国务院工作。（1973年恢复工作以后呢？）他的职务是党内副主席，但那时候实际毛主席就不管了，他是党的副主席、军委参谋长、国务院副总理，党政军都交给他，实际上他是一把手。邓小平当时就说过一句话：一朝权在手，我便把令来行。邓小平也是政治家军人，他搞改革开放的决策，有军队化的特点。1984年，我们的报纸上开始宣传“改革开放总设计师”这个说法，外国人较真，他们总觉得，改革开放是个经济活动，总得有专业背景。有一个，挪威首相问他，说请问邓主任的专业背景是什么？他回答，我的专业是打仗。第二次，又有一个外国人问，请问邓主任的专业背景是什么？他说，我是一个老兵。他要搞改革开放，创建特区，他说出的名言是“杀出一条血路”，这是战争语言，军队语言。我们编邓小平文选，除了讲话以外，看他的批示，没有场面大话，经常是这样的语言：此事不宜拖延，此事应早作决断。毛泽东是战略家，军人，政治家，但骨子里流着文化人的血液，这个观点是胡适说的。解放以后，胡适1951年到美国，他专门拿了一段时间出来研究毛泽东著作和中国共产党的一些书。读完以后他给蒋介石写封信，他这么写的。 文化人对一个人的战略思维到底有哪些影响呢？起码从毛泽东的角度来说，有这几个影响：第一，毛泽东是一个诗人，写诗靠激情和想象，干革命、创业也需要激情，制定战略需要想象力，这就是文化素质对战略思维的影响。 第二，毛泽东还是记者，研究生毕业以后，他自己办通讯社，当年他毕业后择业，就两个择业理想，一个是当老师，一个就是当记者。结果他当过老师，也当过记者，参加革命前，他的文字水平很高，包括胡适也承认，共产党里白化文写得最好的是毛泽东。善于写文章，就可以把自己的战略思维和决策、理论，化做简明生动的警句表达出来。 2，毛泽东最鼓舞人心的一句话：星星之火，可以燎原。4，毛泽东最有远见的一句话：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。5，毛泽东最震撼世界的一句话：中国人从此站起来了。6，毛泽东最正气凛然的一句话：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。7，毛泽东最无可奈何的一句话：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由他去吧。10，毛泽东最充满期待的一句话：世界是你们的，也是我们的，归根结底是你们的。12，毛泽东最谦虚的一句话：群众是真正的英雄，而我们往往是幼稚可笑的。 每句话后面都是一种思想，都是一种道理，蕴含了好多来自于实践中的经验教训。毛泽东还是个历史学家，他年轻时喜欢哲学，后来参加革命，是个实践家。当他还是一个实践家的时候，他读马列哲学读的少，所以他老受气，憋了一口气。左倾教条主义来，会说他右了，是富农路线，右倾来了，又说他是山沟沟里出不了马列主义，把他批判一大通，剥夺他的军权。一到陕北，他就读书，而且着重读两类书，一个就是军事学著作，一个就是马列哲学。 读了以后，他结合中国革命实践来思考问题，写出了一系列著作，之后全党才服了。当时延安一些女同志找对象，眼界很高，当时男女比例是18:1，这些女同志往往都是从大学、高中、大城市向往革命圣地延安去的。好多老干部找不到对象，把眼光都盯着这些人。一要有王明的理论，二要有博古的口才，三要有周恩来的风度。四要有毛泽东的实际。这是当时延安四大领袖，毛泽东就挂了一个实际，理论、口才、风度都不行。毛泽东通过学哲学，搞研究，写理论著作，一下子全都服了。哲学思维对毛泽东的战略思维有什么好处呢？它就是能够在常识当中发现破绽。举个例子，有一天毛泽东跟他的警务员聊天，警务员的名字叫张仙朋。毛泽东跟张仙朋说，你父母亲给你起这个名字非常好，希望你做神仙的朋友。张仙朋就说，我这是仙字辈。毛泽东说，既然给你起了这个名字，你要努力去做神仙的朋友。我跟你请教一个问题，你说，我们到底是住在天上还是住在地上？我们是神仙还是凡人？你是神仙的朋友，这个问题只有你才能回答。张仙朋就说，主席开玩笑了，我们当然是凡人了，只有神仙才住在天上。毛泽东说，恐怕不是这样，如果地球之外的某一个星球，上面存在着像人一样的动物，他们看我们，我们就住在天上，我们就是神仙。这就是一种哲学思维，导致它在常识当中发现错误。文化素质对毛泽东的战略思维，确实用处很大。凡是一帆风顺地成长起来的，领导者和管理者要成大气候，比较难。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写《人民民主专政》，一定要加上这句话：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，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，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。经历过逆境的人，知道在逆境当中该干什么，在顺境的时候该准备什么。比如，延安1945年开党代会，全党一片繁荣团结，各个山头团结起来了，中央委员会选起来了，抗战马上胜利了，要军队有军队，要将领有将领，要各种政治家有政治家，老百姓也支持。这么一个大好局面，他在七大闭幕会上给大家泼冷水：我们现在确实很好，一片欣欣向荣，天下早晚是我们的，这是没问题。但是有没有想过，抗战胜利以后，我们应该干什么？我们应该准备什么？紧接着，他说了16种可能，抗战胜利以后我们可能会走向失败。第二，敌人可能把我们的延安给拿走，我们在延安待不住。第三，可能有一些将领，或者有一些干部在抗战胜利以后，我们成立联合政府，甘心情愿就跑到国民党政府了，投降。跑一批。一下子列举了16条，后来我们一条一条对了一下，其中有八条在解放战争当中应验了，包括延安被拿走，一批人跑掉，很形象。讲了16条困难以后，他最后还加一条：如果往下说的话，可能还有很多困难，但是一时想不起来，我再加一条，第17条，叫做我们现在还想不起来的困难。这个思维叫什么？就说今天习近平讲的比较多的，叫做底线思维。毛泽东有个特点，这个特点也不算太好，就是别人打击他，他记得很清楚。1956年开会的时候，他就一次一次的数，说我在党内招过20多次打击，确实也是事实，但是这些打击归纳起来，就是三次大的逆境。 第一次是1927年上井冈山，中央说派你领导秋收起义去打长沙，你怎么把部队带上井冈山当土匪了？中央不高兴了，开政治局会议，决定开除毛泽东的政治局候补委员。中央派一个19岁的年轻人上山去传达，当时又不能带文件，他记错了，传达成开除毛泽东的党籍。这个打击比较大。但毛泽东也很聪明，他当时的身份是香港边县秋收起义委员会的前委书记，党员不是了，他就不能当共产党的前委书记了。可是他说，解放过来的白军军官可以当我们的部队连长，民主人士也可以当师长。他就算个民主人士，把部队整合成一个师，他当师长。实际上，部队还是他掌握，只是召开党的会议，他不参加。后来1928年4月，朱德上山开党员会，一看老毛没有来，别人说他被开除党籍了，朱德才说，乱弹琴，我在山上看到那个文件了，开除他的是政治局候补委员，他还是党员，这才恢复了党籍。第二次打击就是朱毛争论。在红四军七大选举前委书记的时候，毛泽东落选了，这是毛泽东一生当中唯一一次被部下不信任，很伤心。 这不是上级打击，是自己带出来的部队不信任自己，没有当选，所以他就养病。他后来写了一首诗《重阳》，里面有一句“战地黄花分外香”，这是后来改的。他当初写出来是“但看黄花不用伤”，很悲凉。 因为陈毅当了书记，又到上海去了，就让朱德当家。朱德一当家，才知道当家难。朱德当家，连打两次败仗，还死了一个纵队司令刘安恭！朱德在实践当中觉得当家不容易，他带着红四军下山到处跑，这种情况下要站住脚，跟敌人斗，真是不容易。 朱德开始从内心里边体会到，毛泽东可能还是对的。正好陈毅回来了，中央认为毛泽东是对的，然后请毛泽东回来。毛泽东刚开始坚决不回来，要陈毅必须得做检讨，再回来，这第二次打击。第三次打击的时间比较长。1931年秋冬打完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回到苏区，结果就给他安了一个中国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，逐步到1932年不让他带兵，开会打击批判他，让他在会议上做检讨，但毛泽东认为对的，他就坚决不做检讨。 所以，他自己做检讨的话语，在战争阶段几乎就找不到。尽管会议文件都说批评了毛泽东，但是你找会议记录，找不到毛泽东承认自己错了。这次打击时间比较长了，一直到遵义会议复出，三年多的时间。第一，在方法上总结别人的经验教训，制定正确的思想路线。这三次，他都觉得是别人错了，错在哪？错在他们不了解中国情况，没有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，要实事求是，从方法上总结别人的错误。第二，从历史上总结别人的教训，他们还错哪呢？由于他们的思想方法有问题，所以他们制定的战略有问题，我就要调整他们的战略。第三，他也从自己的个性上找原因，特别是第二次没有被选上。为什么大家不选毛泽东当前委书记，哪怕很多人知道，在朱毛争论当中，毛泽东的主张是正确的，但也不选你。 我们今天好多人也面临这个问题，特别是好多能干的人，往往选票不一定多，选票高的，往往是老好人。毛泽东就总结，为什么我的主张是对的，别人不选我？我的个性上有毛病。任弼时在1943年的整风笔记回忆说，当时到中央苏区以后，毛泽东有独特见解，有才干，但是没有理论修养，脾气大，个性强，不善于团结干部。遵义会议以后，贺子珍回忆，毛泽东有很大变化，他更加沉着练达，思想更加缜密周到，特别是更善于团结人了，应该说是开始善于团队了。到了延安以后，毛泽东做了改变，对各个山头的整合是相当成功的。七大的时候，他提出一个口号，我们要承认山头，但是不能有山头主义。他说，你看水浒传，宋江有什么本事，一百零单八将都是从二龙山、清风寨各个山头来的，各个山头的人到了梁山，宋江把他们团结得很好，组成了一个战斗的集体。当然，这一百单八将也有个错误，宋江忘记了一点，他没有整风。 毛泽东在延安以后，先整风，然后整合各个山头，而且为了整合各个山头，他平衡得很好。在中央层面，朱德的作用到了陕北就发挥得差不多了，但是后来1943年成立中央书记处，没有朱德，到召开七大的时候，仍然把朱德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。这就是叫做无用之用，方为大用，这既是承认朱老总的智力贡献，也是放一尊神在那儿，只要有朱老总在，军队上的事，你们谁都不能够有野心。 在七大选中央委员的时候，那个当过八路军115师代师长的陈光，是井冈山出来的，毛泽东当时说，他不作为候选人。陈光想不通，躺在床上，三天不起床。后来，毛泽东托人传话，如果中央委员会的人要论功行赏，井冈山山头的人要占一半，行吗？这就是说，他主动压缩自己山头的人来平衡。包括王明，王明那时极左，整风的对象就是王明。但整得那么厉害，选中央委员的时候，投完票，大伙就在黑板上唱票，别人都出去抽烟，毛泽东不走，为什么不走？他就要看王明。最后，看到王明的票过半，他才掏出烟走了。什么意思？他担心王明选不上。尽管整风是整王明，但王明毕竟代表了党内的一批人，如果中央委员里边没有王明，交代不过去。后来回来选中央候补委员的时候，毛泽东突然发现王稼祥没有选上，因为王稼祥也是属于当时最早跟王明他们差不多的标准，没选上。毛泽东着急了，在选中央候补委员的时候，投票之前，他违规临时加了一个自己的讲话，讲了王稼祥的三大功劳，说刚才中央委员没选上，希望大家选候补委员的时候，一定不要把王稼祥选掉了。结果，选候补委员，王稼祥得第一名。很多人问我，你能不能用最简明的语言说一下毛泽东思想是什么？或者说，毛泽东思想的特点是什么？我说，研究毛泽东思想太多了，一句话说不清楚，但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来概括，我认为，毛泽东的思想是弱者的思想，是教弱者从弱到强的思想。为什么这么讲？因为毛泽东的经历，他的决策，他的斗争实践，他一生所追求的，始终是在弱势处境当中迸发了他的才干，他善于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中推动时局发展。他本人作为第一代的核心，是在危机中被历史选择的，而且中国革命长期处于弱势，这形成了他的决策风格，包括他的思想风格。毛泽东的思维方法喜欢把世界一分为二，要讲矛盾，他讲矛盾、讲斗争比较多，他看问题，第一步就是一分为二，世界是一个西瓜，首先把西瓜分成两份，再选择从哪一半角度来思考问题。具体来说，在地主和农民的矛盾之间，他始终站在农民的角度出发；在帝国主义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矛盾之间，他站在被压迫民族这边为他说话。在教授和学生之间，他是站在学生的角度思考问题。在男人和女人之间，他是站在女人的立场上，“妇女能顶半边天”这样的口号，是他提出来的。而且中国革命或者建设对妇女的解放，哪怕在跟西方发达国家比较起来，也都是先进。他相信学生能够战胜老师，因此也就相信弱者能够胜强者，小的能够变大。毛泽东一生做的事情，都是在做这种矛盾转化的工作。 这种思维方法，或者说这种思想立场，导致他的决策永远把自己看成弱者，想方设法去战胜强者，永远把敌人看的很强大。他虽然说了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，但他也说了，老虎是有牙齿的，怎么真正把反动派当成纸老虎，你就要有战略，要有思路。他的政治方法、工作方法，包括他的军事斗争方法，都是从弱者立场上延伸出来的，包括他的游击战术。 “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”这16字，包括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，一上来就把战争分成三个阶段：战略防御、战略相持、战略进攻，是从弱变强。举个例子，1959年阿尔及利亚搞独立、反对法国殖民者，阿尔及利亚领导游击队一个党的总书记到北京来见毛泽东，跟毛泽东谈，说我们跟殖民者军队打仗，主要还是学毛泽东著作。 毛泽东说，哪一本？对方说《论持久战》，《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》。毛泽东就开玩笑地问，管不管用，那个人说，很管用。他说，我们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，如果法国军队也按你的书本来打，怎么办？毛泽东说，放心，游击战包括我写的那些东西，是写给弱者的，强者是不屑于用。确实是这样，没有说哪个强者去打游击战。正是在以弱胜强的斗争过程当中，才可能最大限度的激发一个人的创造性、想象力和他的决策智慧。在《伟大的转折》里，你一看蒋介石跟毛泽东的决策就知道，一方是站在强者围剿，另一边是弱者，为了摆脱围追堵截，一是要想很多办法，智慧上要高度发扬，二要做很大的牺牲。为什么毛泽东一再讲，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，他为什么有为人类服务，愚公移山，纪念白求恩那样的道德学著作，这是老三篇人类学著作。 他说，弱者要战胜强者，你的精神世界，你的奋斗精神，你的道德约束，甚至包括禁欲主义，你不搞这些东西，你还要像正常人那样生活，像强者那样想问题，那样的生活，那样的精神，就不可能战胜强者。毛泽东从思想到精神，到道德标准，是一个必然，因为他是弱势思想。弱者思想今天管不管用？我觉得太管用。一个人什么时候如果把自己看成是强者，那么这个人的发展也就到头了。 一个政党什么时候把自己看成一个强者，也完了；一个国家，更是如此，我们一定要永怀弱者之心。回过头来看，这就是老子的处世哲学，永怀弱者之心，你才有智慧，才有精神。危机对一个领导者、一个管理者的考验，比任何时候都严峻。真正的领袖，也只能在危机当中被人接受和选择。没有危机，平常谁的官大，谁就是领袖。当真的有了危机，领导团队里边才可能真正认可一个核心。危机来了之后，首先，你能不能够看清形势，这在于你的认识水平。认识水平比较高的，一般危机来了，都能看清形势。第二步要做的，就是你能不能够作出选择，作出选择的过程，实际上就是利益权衡的过程。危机当中没有完全的正确，否则就不是危机，我们要做的，就是尽量选择利大于弊的决策。包括放弃延安，这是毛泽东做的决策，解放战争打起来了，我们就2万多人，胡宗南20多万人压过来了，那就放弃延安，这个叫利益权衡。当时，放弃延安有很大的思想斗争。因为延安是中国共产党的首都，是中国共产党还存在的一个象征。 中国共产党还没有打仗，就把延安给丢了，以后的仗怎么打，这就是一个利益问题。但是选来选去，毛泽东在这个危机当中，就说了一句名言，叫做拿延安换中国。这个口号一传达出去，人们就理解了，打仗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，我们是损小博大。决策者第三步要做的，就是能不能下定决心，能不能真的这么干？这考验一个人的决策胆识。刘邦在起义的时候，在他的团伙里边，地位最高的是萧何，相当于副县长，刚开始，要造反了，大伙杀了县长，要推一个头，大伙都一直选萧何。《史记》里写：“何，恐事不就，累及九族，坚辞之。”什么意思？萧何虽然跟着刘邦一块，几个兄弟把县长给杀了，宣布要起义了，但是萧何还藏了个小九九，他担心这个事干不成，怕杀九族，坚决辞掉。他是聪明，看清了形势，也有决策，但最后在下不下决心这个问题，他就不是天生的一把手。倒是当亭长、在乡间口碑不好的刘邦，他豁出去了，大伙才选的刘邦。弱者决策还要看行动能力，包括及时的调整和转变战略。包括长征途中，毛泽东指导下所调整的战略决策（首先是战略方向），我这儿统计了十次，有人统计是13次。长征一年多的时间，到底到哪儿去建立根据地，一直在变来变去。为什么变来变去？这就叫因地制宜，因时制宜，不能够保证什么。最后，是大胆创造时机，快速行动，往往能够弥补力量的不足，甚至会创造控制事态、化危机为生机的机会。 毛泽东最大的一个重要决策就是让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。为什么？1947年3月，国民党对于我们的两个战场压力很大，一个是陕北，一个是山东。当时国民党称作伸出两个拳头打，陕北在五六月间被胡宗南，毛泽东他们尽管化了名，在陕北山沟里边被撵得团团转，很危险！怎么让山东战场和陕北战场化解这个危机，因为当时我们还处于战略防御阶段。 按一般的理论家、一般的战略设计，从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，要打了一段时间，双方的部队力量大致均衡了，相持一段时间，再积累能量，然后再反攻，一般是分三步走。毛泽东决定从第一步跳到第三：让刘邓12万人马以半月行程从黄河边上，往南直插大别山。大别山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，是敌人布置重兵的地方，去跳火坑。他给邓小平发的电报是4A级，战争年代电报是分级的，A级就已经很紧急了，4A级是什么意思？ 4A级的概念就是，电报一到，是不需要讨论的，必须马上执行。所以4A级电报给邓小平，你们要以半月行程直插大别山，好多人不理解，这不是明显让刘邓大军去牺牲吗？后来为什么毛泽东那么欣赏邓小平？就是当时邓小平是坚决执行，刘邓大军到了大别山，果然29个旅的国民党军队一下子就把大别山包围了。这一包围就好了，国民党原来是想从这29个旅的兵力当中抽一部分到陕北，抽一部分到山东，结果刘邓大军到大别山以后，这29个旅包围过来，山东和陕北的国民党兵力就不可能再增加了。这样，这两个地方的压力一下子就减缓。所以，陕北就开始打清华点战役，打羊马河战役。后来在1947年12月，毛泽东在评价刘邓大军进军大别山的时候，他说这是近代以来整个中国革命战争的转折点，评价得很高。其实那时候，我们还没有到战略反攻的时候，这个举措就是战略反攻的架势，打乱了敌人的部署。第一大战略失误就是超英赶美战略，导致了大跃进错误。第二个战略失误，就是防修反修战略，引发了文革动乱。毛泽东晚年为什么发生这种战略上的失误呢？我觉得有三个原因。第一，主观认识上，脱离了是对中国现实国情和历史方位，做出了错误的方法。第二，执政方式上，过度依赖以前，消耗了过去的经验和权威资本。 第一个特点在全局性，也就是宏观上，他误判了重点，到底工作重点是什么，判断错了。第三个，在对抗性思维上，扩大了矛盾，以阶级斗争为纲，战略思路上的三个失误，导致他的两大失误。当然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在今天好好琢磨起来，还是非常有用的，我就讲这么多。